陈德明以一副诡异的形象来到精神病院：头上套着编织袋，四肢捆着不干胶，身上还裹着一床被单。他是被妻子和娘家人送来的。

　　中国1亿精神病患的艰辛“康复路”

　　2011年7月，陈德明在北京某公园上演行为艺术，模仿当初被家属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的情景。被采访人供图陈德明没病。医生诊断：“患者目前无精神病性症状”，可以出院。但一条在精神病院实行多年的不成文规定——“谁送来谁领走”阻挠了他的离开——妻子拒绝领人。

　　住院56天后，在姐姐的努力下，陈德明离开医院。等待他的，是一纸离婚诉讼的法院传票。他和妻子一起经营的黄金珠宝店已经关门，价值400多万元的珠宝不知所踪，股票账户上的80万元被套现，家中的保险柜空空如也。

　　2011年6月20日，在一个由律师和法律学者组成的小型论坛上，陈德明平静地讲述着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。在此十天前，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《精神卫生法（草案）》（下称草案），并首次公开征集意见。参会律师们的声音集中在一点：当前草案能够防止“被精神病”事件的发生吗？

　　这同样是公众的疑虑所在。近年来，各地“被精神病”案例屡被曝出。在有关精神卫生立法的报道中，“被精神病”也是最为火热的话题。

　　但是，几乎同时，在另一个由精神科医生组织的研讨会上，这一话题遭到了无奈而激烈的反驳：民意倒向了“防止公民被精神病”，但请不要忘记，这部法的主要任务，“本应该包括关怀和保护一个最痛苦也最弱势的群体——精神障碍患者”！

　　中国精神卫生立法迄今已有26年，医学界和法学界的争吵在最近数年里越发不可开交。争论包含了方方面面：到底应该何时、由谁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应该被强制住进精神病院？医生的权力边界在哪里？监护人的概念如何厘清？“有扰乱公共秩序危险”能否作为非自愿住院的实体标准？

　　“你可以进去了”

　　杨志超作为“精神病人”，从确诊到被安排入院，历时未满两个钟头

　　“你可以进去了。” 护士一边对杨志超说，一边推开了通往精神病房的防盗铁门。

　　中国1亿精神病患的艰辛“康复路”

　　某医院从事精神病人护理工作的男护士，每次进出病房都需要用万能钥匙开关病房门。那是11年前的一个中午，1999年12月30日，知名行为艺术家杨志超，被医生以抑郁症患者的诊断收进了医院。

　　杨志超主动来到这家精神病医院，是为了完成体验、观察精神病医院的行为艺术。医生在听完杨长期不上班和曾经自杀等经历后，“她毫不怀疑地将我列入精神病人的行列。”杨回忆说，病症是“抑郁症”。

　　时隔11年，如今的精神科就诊，草率问诊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。2008年10月，广西媒体曾披露，一位名叫黄雪清的高三学生，因头疼而被奶奶送到医院。南宁市某卫生院精神科的医生诊断为“分裂样精神病”，要求其住院并服用了“利培酮”和“氯氮平”等药物。三天过后，黄雪清病危。

　　该院该初诊步骤大致规定如下：

　　1.先向知情人（家属或单位）询问病人的各种情况。除其他科都要询问的家族史、个人史、既往史、药敏史外，还包括生长经历、个性特点、恋爱婚姻情况、是否受过刺激等，约需5—10分钟；

　　2.对精神病人进行精神检查，精神检查是访谈式的，以交谈为主，要花很多时间，约需15分钟左右；

　　3.最后则要将诊断、处理以及预后等情况向病人家属交代，以取得家属配合，此时，患者家属或单位领导亦会向医生提出各种咨询问题，要求解答，要花费5—10分钟的时间。

　　在中国的医院，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，除了执行国际疾病分类（icd-10）第五章“精神与行为障碍”分类所确定的诊断标准，亦参照由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制定的“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（ccmd-3）”。但这比已被许多国家采用、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“美国精神障碍统计与诊断手册第四版（dsm-ⅳ）所规定的标准较低。以“精神分裂症”为例，中国的“症状标准”规定，至少有如幻听等二项症状，“至少已持续一个月”；而美国的标准中，如妄想、幻听等相关病症应在“二项以上，均应在一月内的（如经有效成功的治疗，限期可以较短）显著较长时间里呈现”，“病情的持续性表现至少持续六个月”。

　　和其他科室相似，中国精神科医疗资源严重匮乏，三甲医院精神科常常人满为患。一位精神科专家对财新《新世纪》记者表示，在他每次出诊的四个小时中，常常需要连续接待数十位病人。

　　而中国基层精神科从业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，不免令人为精神疾病的诊断多了一份担忧。